在中都的皇宫之中，方以智、张煌言、朱大咸、钱磊、周培公以及李因笃六名阁臣都站在御书房，等待着陛下的御批。
“臣以为，给予热心公善之事的士民以名誉上的赏赐是必须的，如此可以鼓励他们热衷慈善。”
作为首辅的方以智话声不大，但语气却很坚定，完全没有因为之前在内阁的争吵，而有丝毫的顾忌。
“臣以为，若是如此，势必开朝廷滥赏之先河，一但爵位滥赏，势必会让天下勋臣寒心，况且，臣以为如果捐银万两或者米万石，就可以得赏赐爵位，如此一来，与买官鬻爵又有什么分别？”
张煌言的立场同样极为坚定，作为内阁中唯一的勋贵，他的根本立场就是必须维持爵位的体面，一但爵位泛滥，那怕是低等爵位的泛滥，也会导致整个勋臣体系的地下下降，这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。他是文官不假，但他同样是大明的忠义公。随后他又强调道。
“况且，我大明爵位自有封赏定制，非军功不得封，单凭此议，臣就可请旨诛贼！”
非军功不封爵！
这是当年朱明忠为了避免爵位滥封制定的规则，而为了维持这一规则，违背这一制度的皇帝可废，进言的大臣可诛。所以张煌言的话绝不仅仅只是威胁。
“张阁辅说笑了，礼部尚书屈大钧所言的赏给士爵，指的当然不是大明的公伯候男子这样的爵位，而是类似的公士的封号。”
李因笃的话音刚落，那边的朱大咸就不紧不慢的说道。
“那就直接赏赐公士吧，反正无外就是名誉嘛。”
“公士是为表彰有卓越贡献的社会贤达之人，焉能轻易许之？”
周培公这边刚说完，那边钱磊则笑道。
“热心慈善事业的士民，难道不是社会贤达？”
看着他们六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，作为皇帝的朱明忠仍然保持着沉默，今天的这一幕，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。这也是他重设内阁时刻意安置的。
内阁制是大明权力机构最大的特点。宣宗即位后，给予了内阁票拟权，给予了司礼监批红权，从而确保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，使其互相制约。票拟权是指对各部及地方奏疏进行草拟批复，由内阁大学士将处理意见写在纸上，贴在奏折上交给皇上决策。批红就是对内阁的草拟意见进行同意或反对。当然最终决策权依旧掌握在皇帝手中。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减轻皇帝的负担，保持朝政高效率的运行。
皇帝除了上朝很少再与其他大臣商议国事，往往内阁大学士提出了票拟意见，皇上同意就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，各部和地方都应当遵从执行。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，内阁在武宗、世宗、神宗等时期，早就证明其可以独立承担国家一切事务，内阁大学士管理国家，皇帝控制内阁大学士，这就等于皇帝间接地控制了国家。
如果说儒家的“君逸臣劳”要找一种理想模式的话，那么内阁票拟便是这种模式。兴乾朝废除了太监，自然也就没有了司礼监。不过只是将批红大权改由皇帝本人罢了。
不过鉴于从神宗时党争的激烈，甚至到了弘光、永历时仍有党争，最终导致朝政崩溃的旧事。在将阁臣的任命，朱明忠恢复了永乐时的皇帝特旨，而不是廷推，更不是因为党争激烈导致廷推不成，只通过通过吏部推荐候选名单，然后由皇帝抓阄决定的枚卜。
不过，即便是特旨，往往也是由内阁推荐候选名单，再则朱明忠下特旨，而这就需要内阁先投票决定推荐候选人，这也是兴乾时内阁运行的原则——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因为只有六名阁臣，所以有时候，内阁的票拟会因为三比三而无法通过，这时就需要内皇帝的御批，换句话来说，皇帝就是第七票。
这种集体领导制，即是明朝内阁制的沿袭，同样也是朱明忠借鉴后世的集体领导制。在过去的十几年中，尽管内阁中时有争执，但少数服从多数一直被很好的运行着。
在朱明忠看来，只要选择好阁臣，在这种机制下就绝不会再出现党争导致朝政崩乱的局面。关键就是在选择阁臣，他们六人中，方以智、周培公和李因笃，他们三个人是真正的文官，而张煌言、朱大咸以及钱磊三人，前者是忠义公，至于后两人他们早已经与勋贵结亲，也算是半个体系内的人。
无论是阁臣的投票，亦或是选择，经过经心的设置之后，内阁就一直按朱明忠意料的那样运行着，在大多数时候，它的运行都是顺利的，只有极少数的时候，会需要他的这张“票”。比如现在。
而导致分歧的原因，正是因为涉及到文官、勋臣两个体系的利益冲突。
“陛下，现在民风趋奢，但百姓只逐私利，全无公利之心，长久以往，势必会重现旧时的人心冷漠，所以臣以为只有通过对热心慈善事业的士民加以荣誉上的表彰，才能让世人形成“达者必须济天下，穷亦不能独善其身”的想法，进而防止民风趋奢下的逐利之心，令其逐公利，而非单纯私利……”
听着周培公在那里说了一大堆理由之后，身为皇帝的朱明忠又怎么可能不明白，他们双方的观点，一句话——他们都在互相推，都试图把“买官鬻爵”的那群人往对方阵营中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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