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个1995年和1996年的上半年，中国企业的口号是“收复失地”。一些成功了，一些失败了，还有一些浑水摸鱼做大了。
三株口服液的吴老板，当初做出的未来五年计划是：“1995年销售额达到16亿—20亿，增长速度为1600%—2000%……1999年以50%的增长速度，争取达到900亿元的销售额。”
乍看是不是像做白日梦？
然而，第一年的计划已经达成，三株口服液去年的销售额确实突破20亿元。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某名校毕业生非常纠结地考虑：“我现在有两个选择，是该去当副县长呢，还是该去三株公司做地区销售经理？”
不是笑话，是真事儿。
去年底，《财富》杂志首次将所有领域的公司纳入500强评选范围，张总立即非常高调地宣布：“海尔的目标是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。”
此言一出，“收复失地”的口号再次得到升华——我们不光要赢得国内抗战，还要走出亚洲冲向世界，争当世界五百强！
于是，做家电的喊着要进500强，做地产的喊着要进500强，做餐饮的喊着要进五百强，做保健品的喊着要进五百强……进五百强，成了无数中国企业的远期目标。
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制定出“抓大放小”的策略，全力扶持那些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，把它们尽快送进世界500强，这成了一项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。并且，国家还将挑选海尔、宝钢、长虹等多名种子选手，成为中国企业冲刺世界500强的先头部队。
1996年由此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激情四射的年份，国家经济腾飞，企业收复失地，然后朝着世界500强的目标迈进。
大宇老总的自传《旷世伟业》，正版盗版都卖脱销了，企业家谈“大宇模式”，媒体也在谈“大宇模式”。
于是就出现这种普遍现象：一家资产只有几亿元的企业，业务却横跨地产、医药、家电、服装等十多个领域，背负着巨额贷款，学习韩国大宇公司打造“航空母舰”。
狂飙突进！
企业家们不再想着好好的做产品、做渠道、做市场，而是不停的贷款、贷款、再贷款，兼并、兼并、再兼并，一口吃成大胖子，摇身把自己变成庞然大物。
黄市长也被这股风潮所影响，竟在三月底找到杨信和宋其志，想把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市县级国企，打包卖给喜丰公司和仙酒集团。这完全相当于半卖半送，价钱低得吓人，而且政府还帮忙善后，甚至是帮忙联系贷款。
宋其志、杨信、郑学红、陈桃等人全都心动了，白捡啊！
郭晓兰强行压了下来，先去监狱里跟丈夫商量，又打电话跟儿子沟通。
宋维扬连忙在电话里告之杨信和宋其志，吃多了会撑死，别被糖衣炮弹诱惑了。于是，仙酒集团只答应收购啤酒厂，而喜丰公司则收购了市里的包装箱厂。
在这种集体疯狂当中，只有少数企业家看到了危险。经历了生死蜕变的王石头，在公司内部刊物上写道：“新兴企业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扩张的时机，现在对‘无产者’来说是个机会……他们干不好无非还是一个‘无产者’。但对那些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创立的企业来说，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，要控制自己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国家都管不了（国企），你怎么管？”
而像王石头这种清醒者，往往被人嘲笑：你看那个傻子，白捡的东西都不要。
等到明年亚洲金融风暴，这些“暴食者”大都要把白食吐出来，吐不出来的就等着被撑死，很难消化！
……
3月10日，周末。
阳光明媚，春风扶暖，还有两天就是植树节。
复旦大学的操场上，100多号志愿者整装待发，手里拎着水桶，以及从其他企业单位借来的铁锹。
宋维扬肩上也扛着一把铁锹，笑呵呵的举起来说：“出发！”
刘子染学姐站在旁边各种拍照，不出意外，她毕业后将进入报社当记者，或者是进入政府宣传部门。关于复旦大学生志愿活动的一系列文章，让刘子染在盛海传媒界小有名气，《文汇报》甚至提前向她发出了实习邀请。
不止是刘子染，志愿者协会的其他干部也得到锻炼和发展。
比如去年寒假组织支教活动，报名者有48人，实际支教者只有23人。这些人分为六组，由社团报销来回路费，自己解决生活费，前往四所不同的山区小学支教。
要事先做策划和预算，要联系当地教育部门，要跟村民和干部打交道，还要在山里吃得了苦。每一个环节，都能锻炼志愿者的能力和意志，当他们走出校园踏入社会，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财富。
还有这次植树活动，100多号志愿者，分别前往公园、广场、林场、烈士陵园、铁路和河道沿线植树。社团只提供树苗，剩下的都需要各小组自己解决，不仅要联系植树地点所属单位，连铁锹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借。
社团的大小干部们乐此不疲，他们在服务社会同时，自身也受益无穷。
“叮铃铃！”
自行车铃声汇聚成清脆悦耳的曲调，宋维扬蹬着踏板在车流中前进，树苗绑在屁股后面，车大杠上侧坐着女朋友，大家一起唱着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高声欢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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